2011年可謂中國經濟的轉型之年。本報記者為此特別專訪著名國際經濟學家、蘭德公司高級經濟顧問查爾斯·沃爾夫教授，他認為中國不必懼怕經濟增速的適當減緩，而要更加注重經濟發展成果的質量，並為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創造各種必要的條件，包括重建社會保障體系、提高消費者信用額度、緩解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狀況等。

 

　　【本報記者王迥、楊婭姣專訪報導】著名國際經濟學家、蘭德公司高級經濟顧問查爾斯·沃爾夫（Charles Wolf Jr.）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指出，中國在應對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不僅成功地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速，而且維持了過去二十年來的財富增長趨勢。他同時認為中國不必懼怕經濟增速的適當減緩，而要更加注重經濟發展成果的質量，並為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創造各種必要的條件。

　　沃爾夫說，“中國在兩年前取代日本成為美國國債最大持有國，雖然目前中國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的量有所減少，但是在貿易盈餘之外實現了證券賬戶的投資盈餘。與此同時，中國在國際並購市場迅速躍升為一個較為活躍的角色，並且從比較簡單的出資入股或購買股權，逐漸轉向在美洲、歐洲、澳洲、亞洲乃至非洲直接購買整個公司，這將有助於中國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有助於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沃爾夫指出，較高的累計經濟增長率不見得總是好於較低的增長率。比如，7%的年經濟增長率和3%的勞動生產率增幅可能要好於9%的年經濟增長率和7%的勞動生產率增幅，原因是前者情況會創造更多的新就業機會。他說，“中國在近二十年來的經濟增長率都很高，如果低於8%或9%，似乎就不值得驕傲。 但應當明確的是，美國的經濟增長率不是通過追求指標而取得的，它是投資和就業的自然結果。”

　　沃爾夫表示，從短期來看，在提高GDP增幅、創造新就業機會的目標和增加勞動生產率之間存在矛盾。而從中長期來看，這種矛盾將由於市場的自我調整功能而得到緩解：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創造對勞動力的額外需求，進而推動就業和經濟增長。他建議中國政府還應制定相關政策，以真正反映出經濟增長、勞動生產率和新增就業機會之間的複雜內在聯系，而不是單純地追求經濟增長率這一指標。

　　沃爾夫不久前剛剛訪問過中國，與金融監管部門的高級官員以及經濟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了交流。他向記者強調了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對於促進國內消費的重要性，他說，“我們已經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中國正在快速進入人口老齡化的社會，家庭結構的變化來得極為迅猛，很多居民對未來生活保障缺乏安全感，這是對增加國內消費需求的最大制約因素，因此社會保障體系的重建刻不容緩。”   

　　沃爾夫的另一建議是提高中國金融體系的消費者信用額度，因為從消費信用金額與GDP的比值來看，目前中國處於較低的17% 水平，而韓國、臺灣和馬來西亞分別達到35%，55%和65% 左右。他說，“在避免出現類似美國消費信用泡沫的情況下，中國消費信用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這是對擴大內需市場的潛在激勵因素。”

　　沃爾夫也注意到了中國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他認為不能僅僅關注表面上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的程度，而更重要的是分析和解決造成失衡的原因，比如是否在勞動生產率和管理效率方面存在顯著差別，如何采取措施縮小這些差別。此外，各種形式的腐敗也是導致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的原因之一，這對於整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因此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必須重視在體制內展開有效的反腐行動。  

　　沃爾夫還提醒中國企業說，“擴大內需市場並不意味著忽視國際市場，中國企業在這方面應該向日本的國際品牌企業群體學習，注重質量，注重品牌，注重環保，這樣才能競爭極為激烈的消費品市場擁有自己的國際地位。”

　　沃爾夫最後談到了中國試水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與影響，他說，“中俄雙邊貿易采用本幣結算以及兩國進行雙邊的貨幣掛牌交易，雖然只是邁出了很小的一步，但是必定推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發展，中國的其他主要貿易夥伴也將可能紛紛效仿俄羅斯，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領域的未來地位將僅次於美元、歐元、日圓，這對於全球貿易格局多極化平衡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至於人民幣能否成為被廣泛接受的國際儲備貨幣和國際交易貨幣，沃爾夫認為這取決於中國匯率制度改革的進程，他說，“目前人民幣只是在經常項目上實現可自由兌換，在資本項目上還受到外匯管理局和國資委的嚴格管控，很難預測人民幣何時能夠成為全面可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但是這個大方向是非常明確的，中國及其經貿夥伴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都應該為此做好充分的准備。”